必也正名

孔子失望于楚国之后,弟子多有出仕于卫国的,要求孔子返卫,孔子即率领弟子一行离开了负函,经陈国到了卫国。这时孔子已六十三岁了。到卫以前,卫灵公已死。其孙辄当国。辄的父亲蒯聩在灵公生前,因怨恨灵公夫人南子与人私通,谋诛南子未遂,逃奔宋国,后又转往晋国了。及灵公死后,南子立辄为君,即为卫出公。蒯聩以父在君位应由父继,为此与辄父子争国。当时各国诸侯倾向蒯聩,舆论责难卫君辄,辄受到诸国压力。当时卫国上下都在议论此事。
 
子路认为,卫出公蒯辄很可能谋求孔子支持自己。因而问老师:“如果卫君让先生来主持政事,您打算从什么做起呢?”
 
孔子说:“一定要先纠正名分上不合礼的问题呀!”
 
子路因为当时卫国父子正在互争君位,觉得孔子不合时宜,便不以为然地说:“有这个必要吗?老师你太迂腐了!为什么要花气力去正什么虚名?”
 
孔子因名分是政治的基础,于是斥责子路说:“由啊,你真是太粗野了!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大概都应采取存疑态度。如果名分不正,那么说话就不顺当,办起事来就难成功;办不成事,那么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那么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一定要能说得清楚,说出来了必定要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说出的任何一句话,是不能有一点马虎敷衍、随便任意的。” 
 
冉有子贡:“你认为我们的老师会帮助卫出公蒯辄吗?”子贡说:“这个问题,我正想去问老师。”
 
子贡进见了孔子后,巧妙地问:“伯夷和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古代有贤德的人啊!”子贡又问:“他们互让君位而出走,最后饿死在了首阳山上,他们心里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一心谋求仁德而又得到了仁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子贡由此理解了老师主张礼让,不会支持卫出公同父亲争夺君位。出来就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
 
果然,卫出公蒯辄虽然模仿祖父卫灵公当年郊迎圣人的做法礼待孔子,但也没有用孔子的意思。孔子见到卫出公轻率地使用国力,劳役百姓,刑杀人民,刚愎自用,认为不体恤别人的言语,说得少了不济事,说得多了会招致怨恨。于是也就无意干预卫国的政事,认为“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也没有在卫国久留的打算。但失败之余,孔子并不心灰意冷而颓丧不振,相反,由于历尽沧桑,胸襟随眼界而开阔,意志更加坚强。他曾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想要到海外去实现自己仁政的理想;继而又“欲居九夷”行道。有弟子劝阻他,说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即,我们居住在那些地方,帮助那里的人学习文化,搞文明建设,哪能会一直“陋”呢?后来未能成行是因为鲁哀公季康子派遣使臣携带厚礼来召请孔子回国,孔子就改变了主意,带着弟子回到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