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应有仁德之心，表现在待人接物上，最重要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个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明君。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太宗便明确说出自己的君道观念：“朕经常思谋，个人祸患，常非身外之物所致，而是因为人的欲望害了自己。倘若贪于佳肴美味，沉醉歌舞美女，被欲望所带动，国家便会因此废墟，百姓也会大受侵扰。”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夏天，太宗住在低矮潮湿的皇宫里，大臣都劝告他改建。太宗摇头说：“朕富有四海，处理事情都应设身处地。扩建宫殿屋宇，游览观赏池台，老百姓都不会希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苦疲惫之事，怎能强加给百姓呢？”

唐太宗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各级官吏因此上行下效、劝谨奉公，王公贵族乃至大姓富豪也不敢胡作非为、盘剥细民，人人衣着朴素，民风俭朴。如此数年后，人民不再遇到盗贼，牢房常空空荡荡。从长安到镇南，自山东到东海，都不必担心路上饥荒。史书记载，贞观之社会繁荣稳定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相反，背弃忠恕之道，一味专营，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唐代酷吏周兴就是自作自受的最好注脚。

武则天登上宝座后，担心许多大臣反对自己，她为除掉这些人，稳固帝位，下令开全国告密之风气。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告密资料如雪片般飞来，这些资料总要有人审查，这样就出现许多残酷的官吏。他们个个残忍，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严刑逼供。犯人招架不住，便胡乱招一些假口供，害死不少人。这些官吏之中，最残酷的就是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他们手下养有几百个流氓，专门告密。只要他们认为谁有谋反嫌疑，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并且捏造证据。有个正直的大臣对武则天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大多是冤假错案，还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的关系，不可以不慎重。但是，武则天听不进这种劝告，告密风气越来越盛。就连武则天的亲信，也有被人告发谋反而被杀掉的。

有一天，武则天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某案犯同谋。武则天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让他负责这个案件。说来也巧，密旨送达的时候，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边吃酒，边议论案件。看完密旨后，来俊臣有些头疼，他知道周兴的为人，是不会轻易招供的。于是，来俊臣不动声色地把密旨放起来，仍然笑着对周兴说：“最近抓住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交代，您看怎么办呢？”周兴拈着胡须，奸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烤，还怕他不招？”来俊臣听后，连连称赞说：“好办法，好办法。”他一面说，一面叫公差去搬一口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来，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整个大厅的人都禁不住流汗。

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脸说：“接皇上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把你请进这个大瓮。”此时的周兴方知中计，悔之晚矣，只好乖乖招供。据其口供，理应死罪，可是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她出过不少力，再说他是不是真的谋反，令人怀疑，所以就赦免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去。但是周兴作恶多端，在流放路上就被人暗杀了。

因为武则天的信任，来俊臣胃口愈来愈大，想独掌朝廷大权。他嫌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实力大，索性告到他们的头上。可是这次他没能得逞，反对他的人愈来愈多，武则天只好下令将其处死。就这样，两个蓄意害人的人，终究以害自己的结果而告终。

与人交往，最重要的莫过于“忠”“恕”二字。“忠”则能得到朋友的信任，“恕”则能处理好与朋友的矛盾、过失。如何贯彻“忠”“恕”二字，行事之前还需要常常扪心自问是否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