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齐国再次返回鲁国，本来是把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希望，寄托在鲁国的统治阶层身上的。然而，此时鲁国的政治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原本“自大夫出”的政权，还在继续下移，已经到了“陪臣执国命”，即大夫的家臣执政的地步。孔子本来认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时，“天下无道”的危机已经开始出现，现在却比当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审时度势，指出自从大夫的家臣操纵政令之后，罕有传至三代而不失势的，断言陪臣执政的局面长久不了。在这种混乱的政局中，孔子自然不愿意与权臣同流合污，所以不愿出仕。在这段时间里，孔子集中精力研究《诗》《书》《礼》《乐》，从事教育事业。

 

在他办的私学里从事教学，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除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鲁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苏)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主要的诸侯国。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对一切可以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脩以上”，都可以受而教育之。他招收学生兼收并蓄，不受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等条件限制，这样不拘一格的收徒方式引起全社会(包括上层贵族和下层庶民)的广泛注意。当时有许多青年师事孔子。像颜回(少孔子三十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等，大概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孔门弟子的。针对这样的情况，南郭惠子曾经发出疑问：“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人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和提高。他的学生中有素质较好的，也有素质较差的，而通过他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导，不少人变成了著名的贤才、学者。他主张学习知识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他对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我教导你的话你懂了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才能说知道，不知道的只能说不知道，这才是真正聪明的求知者。孔子创设私学，不仅是培养学者，更是在于“学而优则仕”。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教育，训练造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能参与政治，从而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以期能够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他不是在教书，而是在教人。他教人做君子，首先是要做到品德高尚而又精通“六艺”，即德才兼备；其次要胸怀坦荡(“君子坦荡荡”)，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对人对事都很公正，不讲私情。他在回答子路问君子时说：“敬诚地修养提高自己，使周围的人(亲属邻里)能安居乐业，使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