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便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

 

孔子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原则，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述而不作”，即只阐述而不创作。其所持的态度是“信而好古”，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而以自己喜爱古代文化的热忱来作的。他还曾表白说，不调查、不掌握资料，没有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就作的人，不是真正的学人。我不是这样，我首先是多找有关的人来询问，听人们讲说，选择那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说法而采用；其次是多方面地观看，并记录下来。概括来说，所采用的就是听、察结合的方法。

 

孔子早在青壮年时期，包括周游列国期间，即注意考察、搜集古代历史文化的传说、实物和有关文献。从尧舜之世到西周和春秋中前期的传说，以至官书、庙堂文献、一切礼仪设施，民间和上层社会的诗、歌、音乐，贵族占卜的工具、书简等，涉及的范围包括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方式等，应有尽有。他掌握了这些资料后，用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功力，注入了很多心血，通过鉴别、分类、分析、综合，终于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儒家所谓“六艺”，把中华民族的古代历史文化集了大成，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诗》主要是西周时期民间歌谣和统治阶级生活中的一部分歌舞曲。古时《诗》有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其可施于礼义的部分，保留了三百来篇。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说其思想内容没有不“纯正”的东西，亦即保留了“纯正”的东西，都是联系到社会效果、政治作用的，即他所说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整理《书》，是“追迹三代之礼，以备王道”借鉴，以“王道”和“仁”道政治观点来着笔。《礼》即是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以周公关于礼的遗作而删、序的。孔于整理《乐》，保留了他认为可以陶冶人的真、善、美情感和可以宣泄情绪的内容，删除了他认为不好的东西。他说：“正乐使《雅》《颂》等诗篇各得其所。”《易经》，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而来的。孔子通过整理，又创作了《彖》《象》等辞，排除了关于鬼神的神秘观点，强调了人事的客观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至于《春秋》，他是就鲁国的史书所载的国内国际的大事记、君臣言行，以“笔削，褒贬，为后世统治主立法”的思想修订的，贯穿着他的政治、社会观点。他后来对颜回说：“过去我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教于后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

 

他的“六艺”实际也用于教学了。他对弟子们说：“到了一个国家，它的风俗教化是可以知道的。其贵族为人也温柔敦厚，是《诗》教的作用；通达事理、知道古代历史政治的得失和成败经验教训，是《书》教的作用；心量宽广，气量宏博，善良，平易，是《乐》教的功劳；言行合于人情，冷静、精微地看问题，是《易》教的作用；恭、俭、庄、敬地处人处事，是《礼》教的作用；能将理论联系实际，把事情办好，是《春秋》(各诸侯国的史书)教的作用”。孔子同时也观察到古代这些文献流传中所发生的弊病。他对弟子们说：《诗》的流弊，在于愚；《书》的流弊，在于夸张、虚妄；《乐》的流弊，在于奢糜；《易》的流弊，在于相信鬼神，以占卜人事吉凶行事，言行脱离或违反客观规律，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礼》的流弊，在于繁多扰人；《春秋》的流弊，在于处理国事时教条、保守，不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会引起人民反抗和贵族阶级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