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量小非君子

之所以认为管仲“器小”，孔子有两点依据，一是管仲缺乏节俭的美德，二是管仲不遵礼制。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管仲不遵礼制，当然称不上君子。在古代道德评价中，节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管仲生活奢侈，故而受到孔子批评。有人也许会问，遵礼和节俭与“器小”有何关系？在孔子看来，遵礼是对传统和制度的敬畏，节俭是对自己欲望的约束，越礼必然狂妄，奢侈必然放纵，狂妄放纵的人肯定偏狭，容不下不同思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故曰“器小”。器小之人，固然可以凭才干成功于一时，但很难广采博纳，建立起为后世效法的制度。的确，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伟大功业，但是，在他死后，齐国便人亡政息了。也就是说，管仲并未为建立一套真正的能使齐国长治久安的制度。孔子说他器小，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古时，人们对于“器量”二字非常重视。因为，它不仅是为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向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一不是器量大度之人，并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像一些器量狭小之人，由于不能容人容事，等着他们的多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

当唐高祖还在位时，魏徵任太子洗马，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他见李世民暗中与太子争夺皇位，就劝太子先下手为强，早作打算。后来，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便将魏徵召来，责问他为何挑拨自己与太子的关系。虽然众同僚皆为他担心，但是魏徵却从容地回答道：“太子若是听了我的话，哪里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听闻此言，便觉得魏徵是个难得的诤臣，便升他为谏议大夫，他们之间的轶事也被传为美谈。两人原本是互相对立的敌人，但唐太宗却能尽释前嫌，表现出了恢宏的气度和开阔的心胸，这也是他能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将此道理放到现代依然适用，做领导的若是没有容人之量，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虽然有时能称心遂意，但最后也难免会落个人才散尽，哪里还有大业可成？反观那些器量大、能容人的领导就应另当别论了。他们有着宽宏大量的美德，不仅能够广纳天下英才，甚至还能化敌为友。试问，有着如此心胸的领导，何愁大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