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制与法治的区别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刑罚只能避免人们犯罪，并不能让他们生出犯罪可耻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但是，若是用道德诱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能恪守正道，民心归服。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道德教化和以礼治国要比苛政刑罚高明许多。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德”和“礼”，“德”这里应该理解为道德自律，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行为准则，时刻都在约束着自己。“礼”是社会规范，是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做出的种种规定。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治理国家时，若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统治者的管理，不会生出二心。

孔子在此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君主虽然都采用“儒表里法”治国手段，但无论如何，对道德价值的宣讲和践行，对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有人认为孔子忽视了政令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德治的理想高于法治的境界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将他以德治国的思想放到现代，然后再与法制制度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其效果当然会更好。

在周天子统治的时期，社会运转主要是靠礼制加以约束的。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礼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纷颁布了繁苛的政刑，很少有人会用礼制安邦。但是，光有政刑，却不能教化民众，没有政刑更是无法管束民众。因此，孔子的这套理论确实不错，但因礼制烦琐而难行得通。所以，在企业乃至社会中，汲取礼制的合理成分，简化程序，并确保其严肃性，还是有极大价值的。

孔子曾与卫国的大夫孔圉讨论过治国之道，孔子说，用礼乐统治黎民百姓就好像用缰绳驾驭马匹，骑马的人只要握住缰绳，它们就知道怎么跑了。用刑罚统治老百姓，就好比拿鞭子驱赶它们一样，很容易失去控制，令骑马者受伤。当时，孔圉提出疑问，只有缰绳，没有鞭子，马儿怎么会怕人呢？若是这样的话，马儿反而会越跑越慢。若是对他们的这段对话加以仔细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孔圉主张以刑罚为主，礼乐为辅；而孔子则主张礼制，反对刑罚，体现出了其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孔圉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一些。不过，孔子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老百姓都接受道德礼乐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自然会太平无事。

总之，在本章中，孔子的观点还是十分明确的。若是统治者以德和礼治国，就能得到百姓的认同和亲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会提升不少。倘若利用刑罚和政令治理国家，虽然也能相安无事，但是民众对国家的感情却很淡，缺少相应的凝聚力。而最理想的政治形态，莫过于“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最完备的治国方针。